波希来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原题《 *** 斯为何败于小希腊》。未经许可严禁转载，侵权必究。

李陵《波斯笔记》全面比较了古代中国和波斯帝国的方方面面。前10章“历史-地理”，涵盖了波斯帝国的政治、领土、制度、宗教。后10章介绍了它的宫殿、石雕、艺术品和博物馆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看待2000年欧亚大陆文明进程的当代中国新视野。

文/周卫

李玲(王旭华摄)

李玲写的这篇《波斯笔记》，一开始可能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学术前辈，他曾经专攻的领域毕竟是先秦史。突然说起古代波斯帝国，他就忍不住不好好越界了。但是，看完之后，你可以看到，他表面上说的是“波斯”，实际上背后问题意识的根源是中国，这才是他真正在意的。

在书的开头，已经表明了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说希腊”倾向的不满。在他看来，希腊不仅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也不一定优越，而且多是小城邦，对大帝国的参考价值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些年对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推崇，只是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而没有自知之明，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站在希腊对立面的波斯才是更适合中国的参照系。这样，波斯史就不再只是一部普通的外国古代史，而是一个撬动学术话语“范式转换”的支点。

的确，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与希腊这样拥有众多城邦的海洋文明相比，波斯这样的陆上帝国与中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但波斯文明的核心也深受农牧业的影响。近代以来，伊朗和中国一样成为半殖民地国家，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当然，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其早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对于李陵来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模板，可以与经历了春秋战国之乱，走向统一的中国相比较，以揭示国家形态演变的一些基本规律。

该书的目的是调查波斯的许多遗址、文物和制度。在李陵看来，“国家形态的演变总是由小到大，走向全球化”。所以，“希腊城邦不是民族进化的高端，而是民族进化的低端”。就这样，波斯通过统一合并逐渐成为一个大帝国，而要管理这样一个大帝国，就要依靠一整套的制度。因为要消灭的国家太多了，我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行省制度，遵循的是“同车、同书、同线”，实现政治、文化、度量衡乃至宗教的统一。即使这个时候多元化还是不可避免的，那也是大一统下的多元化。

不难看出，这种想法一看就是在说波斯，其实是在到处对比先秦中国的历史。李玲对此毫不掩饰。在书中，他几乎不断地对比中国的情况。最终，这个灭国无数，称霸全国的波斯帝国，看起来就像是丝绸之路另一边的大秦帝国的翻版。当然，这些粗糙的类比很多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毕竟两者不可能完全可比。但显然，他关心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一套“范式”——对于做宽泛论证的学者来说，“范式”是应该忽略一些细节的。

这个范式是什么？简而言之，认为国家形态在进化过程中必然会由小变大，最终统一。统一的帝国建成后，都要建立官僚体系，依靠统一的法律等制度来管理国家。他强调，说东方大国“只靠人治，不靠法治”是不符合常识的。人治就是专制，法治就是民主。”事实上，东方大国需要依靠普遍规律来治理，这只是一个程序或标准。"这不是一个东方是否不东方或根本不民主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大秦帝国的统治远非暴政，相反，它代表了国家形态进化的高级甚至终极形态。如果套用黑格尔和亨廷顿的理论，似乎李陵的“历史的终结”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这种论述当然可以自洽，但显然也有它的弱点，那就是建立在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上。它的基本假设是“国家形态”总是从小到大演变的，这就像是“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翻版。假设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化的必由之路，而且越高级，就越会比“低级”的城邦好。这虽然是在说波斯，但其实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历史观。这样看来，波斯帝国优于希腊城邦，就像春秋时期秦帝国优于人口稀少的小国一样。但如果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这本书本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 *** 斯会输给小希腊？

当然，李陵的回答是:这与政治制度是否优越无关，因为“在人类的军事史上，这种冷门是家常便饭。即使在现代，也有许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例子。”所以根本不能证明胜利的一方在政治体制上有什么优势。的确，就像蒙古骑兵横扫天下，除了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确实高人一等之外，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文明、政治制度等任何方面都优于那些被他们征服的国家，否则就不会有“征服者反而被征服者征服”这句名言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即使希腊一方的成功不代表什么，波斯一方的失败也确实说明其政治结构存在致命缺陷。

希波克拉底战争中，数十万波斯军队被斯巴达和雅典打败。以少胜多是奇迹，但就像赤壁之战或者唐太宗征讨朝鲜失败一样，虽然弱方顽强反击，但强方不一定被削弱。但亚历山大大帝成功摧毁波斯帝国则是另一回事，这充分说明在强大的外表下，波斯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以至于被一支孤军深入的希腊武装力量成功打击。

当时的波斯帝国虽然吞并了无数国家，但其结构非常脆弱，是一个“近乎可分解的体系”。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最高统治者自称为“万王之王”，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完全消灭多元的、异质的势力，而且即使以前的独立诸侯被各省诸侯所取代，这些诸侯也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小朝廷，成为半独立的势力。按照李陵的说法，与中国相比，波斯的这种形式似乎介于“封建”和“郡县”之间。这样的结合必然不够紧密，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武力和个人形象作为标志。所以，当波斯王大流士三战皆输亚历山大之后，下面的各组成部分都看到了自己寻求出路的机会，帝国立刻分崩离析。

布匿战争后不久，著名的迦太基人汉尼拔数次击败罗马军队，但不仅罗马人从未寻求投降，就连罗马的联盟城邦也从未放弃，拒绝投靠迦太基。最后罗马转败为胜。为什么波斯不能像罗马一样顽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政治结构的巨大差异:一个日益复杂的国家组织不可避免地面临内部多样性，自愿承认权利转移所产生的整体凝聚力远高于一个简单用武力揉捏的松散政权。

美国学者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在《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y)一书中，研究了古今中外数百个文明崩溃的案例，认为复杂的组织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在竞争中胜出。相反，复杂性较低的边缘国家更灵活，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此时，崩溃就成了我们无法摆脱困境时的一种调整，使社会回归到一种可以用较低成本维持的组织状态。就此而言，像波斯帝国这样一个超出自身技术管理水平的复杂组织，实际上是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来维持的，所以一旦战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未必是“国家进化的高级形式”。

或许可以说，中国、波斯和欧洲在这个难题面前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波斯帝国是一个容纳差异的松散统一体，结果缺乏动员效率和凝聚力，往往只有被压缩回本土，才爆发出顽强的实力；欧洲在承认多元自治的基础上独立联合，兼顾动员效率、成本和自发认同，但难以实现统一。至于中国，由于相当不同的集体心理和历史经历，我们顽强地维持了一个统一的体系，成功地避免了波斯松散的内部结构，但代价是同质化带来的整齐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