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中国(百米接力中国夺冠)

60万接力托起中国饭碗培育70%以上农作物新品种。

南方育种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韩亚东关玉普

秋天，他们像候鸟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春天，丰收的时候，他们把希望的种子撒向大地-

在近日央视播出的2022年《开学第一课》中，82岁的育种院士谢华安向全国中小学生讲述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金种子梦”:为了“让每个人都有一碗饭吃”，他把光和热追到海南南繁基地，培育优质稻种，与老鼠搏斗……南繁，这个在育种专家心目中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

南繁，农作物种子南方育种的简称，是指每年秋冬季，中国大陆的育种专家来到北纬18度线以南，在三亚、陵水、乐东沿海地区从事农作物育种科研工作。这片热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追寻梦想的科研人员。建国以来我国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中，70%以上是在南方育成的。800多个农业科研院所、高校、种业机构的8000多名科技人员，因为年复一年的例行“迁徙”，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南番人。他们不仅托起了“中国饭碗”的坚实基础，更在精神高地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70%以上是由南繁育种基地培育的，为“中国的饭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奶奶想喝一碗粥都拿不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一碗饭有多重要……”开学第一课，谢华安院士的一席话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物资匮乏的年代

世界上只有9%的耕地用来养活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饭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为了养活人民，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了修水利、培育良种、制造肥料的各种努力。1956年，育种专家吴少奎首次提出异地育种理论，拉开了南方物种育种的序幕。

“杂交水稻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但很少有人关注。几乎所有的优良水稻品种都是从海南育成的。”提起南繁，袁隆平生前感叹。

从1968年开始，袁隆平带着两个助手去海南寻找野生稻——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必须以雄性不育水稻为基础，野生稻是育种专家的希望。年复一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在阳光下默默低头，在大地上寻找一种可能造福人类的野生雄性不育水稻。

1970年11月23日11时，这颗被历史永远记载的野生稻，被三亚南红农场农技人员冯克山和袁隆平的助手李碧湖在南红农场一处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里发现。正是这种后来被命名为“白烨”的野生稻，开启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口。

此后，从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到两系法的成功，再到超级杂交稻亩产破纪录的研究...在攀上科研高峰后，袁隆平每年都像候鸟一样来到海南。他生前多次说过，“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一半要归功于南繁。”

他个子不高，穿着普通的衣服，黝黑的脸上闪着光，粗糙的大手很有力——这是谢华安院士给人留下的印象。开学第一课，谢院士的手“比耕田的手还粗糙”让人落泪。

谢华安告诉记者，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华安”，希望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年轻时挨饿的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粮食安全在中国是安全的”的种子。高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福建龙岩农业学校。1972年底，全国掀起了合作研究杂交水稻的热潮。作为福建三明南繁领导小组的组长，谢华安和他的八人小组被选派到海南从事水稻育种工作。

怀着简单的养活人的愿望，他们面临的远不止是技术问题。为了买一张去海口的票，排了一夜的队。我以为海南鸟语花香，迎接我的却是“三只老鼠在一个麻袋里，十只蚊子在一个盘子里，三条水蛭做腰带，一条毒蛇向我窜来”。一个20平米的仓库，堆满了小米、化肥、农药、柴油桶，是他们到达南繁基地后的第一个家。没有自来水和电，我们每天都要砍柴做饭，经常因为下雨没有柴烧火吃不上热饭...尽管如此，每个人都毫无怨言，像候鸟一样年复一年，风雨无阻，日复一日，整夜地“飞”在那里。

“正是因为海南岛的南繁，才成就了我的理想，育成了汕优63。”谢华安说。从1986年到2001年，汕优63连续16年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近10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培育，奋斗的印记刻在手上，已经风化。经过多年的日晒、雨淋和水冲，谢华安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他说，“保持健康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地里干活。”在绿色的稻苗中，年过八旬的谢华安弯着腰，像一张弓。

据海南大学副校长曹兵介绍，不仅是水稻，全国已经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70%以上都是在南繁基地培育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60万人来到海南进行中国南方的科学研究和育种，为“中国的饭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自己的双手捧着中国的种子”，把农业的“筹码”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没有农业，国家不稳定，农业以种植为第一要务。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捧着中国的种子，才能稳固“中国的饭碗”，实现粮食安全。如果种源要独立控制，种业科技要独立自强。

地处热带，常年高温。别的地方只能种一两季作物，南方养殖基地可以种两三季。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育种的“加代”，即在育种过程中，增加种子繁殖的世代。“在别的地方，我只养大儿子的时候，在南繁，我的孙子已经出生了。”南繁基地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育种天堂”，也见证了育种专家为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所做的不懈努力。

90年代，棉铃虫灾连年爆发，肆虐全国，棉花全被吃掉，只剩下硬梗。随着棉铃虫抗药性越来越强，一般的农药已经没用了。棉花几乎不能再种了，所有棉农“谈虫色变”，不得不弃种。由于纺织业原材料短缺，外国公司趁机占领中国市场。

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已经研发出Bt抗虫棉。中国和对方几经交涉，因为条件苛刻，没有引进。“一是要价高，二是知识产权问题无从谈起。说白了就是只能买，不能跟。”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回忆道。

面对国家的担忧，棉农的渴望，国外种业的压力，除了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郭三堆奉命带领团队开始了抗虫棉研究的“大会战”。1994年，单价抗虫棉研制成功，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

从1996年开始，为了加快育种速度，郭三堆的团队来到海南南方育种。1998年，二价抗虫棉研制成功，有效解决了棉铃虫抗药性问题。此后，郭三堆团队和育种单位联合育种，从2005年开始，连续4年审定通过4个三系抗虫棉品种，大幅提高了产量，使我国成为第一个审定通过三系抗虫棉品种并投入生产的国家。

“没有南方育种基地，没有全国上下的齐心协力，就没有目前我国抗虫棉转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速度。”郭三堆告诉记者。

近年来，郭三堆团队和育种专家育成抗虫棉新品种197个，累计推广5.6亿亩，减少农药用量65万吨，增加产值1000亿元。目前，他们在培育抗除草剂棉花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抗除草剂棉比抗虫棉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郭三堆的说法，草籽随风飘散，造成大范围的危害。依靠人工除草费时费力，使用除草剂必然伤害农作物。在技术力量的帮助下，他们开始研发抗除草剂棉花，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能更好地解决除草剂残留问题。目前，抗除草剂棉花已完成安全性评价生产试验，正在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有望为减少草害，促进我国棉花及相关产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边做科研一边当农民”，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在祖国的土地上写论文。

“下午5点以后再联系吧，这会儿正在田里……”当记者拨通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的电话时，这位86岁的老专家正在玉米田里记录作物性状。

本该是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他却把所有时间都给了玉米。目前，程相文正致力于培育抗逆性更强、易于收获的高产品种。上午9点左右，他拿起研究笔记本，领着两个研究生，一头扎进地里。五个馒头，三瓶水，都是饭。

在读研究生的张志腾告诉记者，现在离玉米收获还有半个多月，程老每天都会带着他们去地里。“拿点馒头和水，在地里干七八个小时，很正常。”程相文说，“玉米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你想感受它，理解它，你必须去田野里。”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句话永远写在程相文笔记本的扉页上。他说他干了几十年的都是玉米，想的都是玉米，一天都离不开玉米。

1964年11月，28岁的程相文穿着棉袄棉裤，方布鞋，腰间系着一条棉腰带，背上背着一个装着50多斤玉米种子的布袋。她挤火车，换乘大巴，独自乘船，跋涉了15天才来到南繁基地进行养殖。

他在村里租了8亩荒地，耕种的4块试验田都在山沟里。养殖第一年大旱，生产队派了6个年轻队员一起挑水抗旱。8亩玉米苗变绿用了14天。刚松了口气，一场大雨把两块地里的秧苗都淹了。他又卷起裤腿，和队员们一个个从地里舀水，一连等了七天，终于把玉米苗救了出来。今年，程相文把收获的第一批杂交种子带回老家给农民种植，亩产一下子从往年的一百多斤提高到五六百斤。村民们都说:“程潇带回来的是‘金豆’。”

“南方复杂，又难又烦。”1995年，程相文的一名助手第一次来到南繁。“过年不吃饺子。这叫过年吗？”除夕那天，他下午买肉，半夜塞肉，初一早上包饺子。饺子煮的时候，看到锅里飘着一层白花花的狗。仔细一看，原来是馅儿里钻出来的蛆！那时候南繁还没有通电，也没有冰箱。在近30℃的高温下，饺子馅已经变质。尽管艰辛，在程相文眼里，这是一个“繁殖的天堂”。

海南鼠多，当地人有放养水牛的习惯。为了照顾玉米，程相文白天提防水牛，晚上拿着手电筒去地里打老鼠。所以24小时照顾玉米苗，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

春华秋实不劳无获。程相文说，“我从事育种工作50多年，吃过一些苦，也受过一些累，但上帝没有辜负我们的努力和付出。真的，收获比付出多得多。”

作为一个农民，一边搞科研，一边把一件事做好了一辈子，从南到北走了50多年。头发上长满了青苔的，已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的老程。先后选育的14个高产玉米新品种通过审定，其中“单君”系列已在全国推广3亿多亩。然而，程相文的生活字典里没有“退休”这个词，他继续过着候鸟般的生活，从冬天到春天。

"做科学研究，应该有一颗像棉絮一样纯洁的心.""育种者应该像优质棉花种子一样具有适应性和抗性。"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育种专家在这片热土上播撒智慧，在祖国大地上书写论文，把成果送到亿万农民家中。

“吉川街”与“隆平街”并行通向“振兴路”，推动种业振兴是几代南方农民共同的使命追求。

10年前，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曹明研究生毕业时，面临着以下几条路径:一是回老家选调生工作，二是留在华南农业大学继续研究，三是去深圳某企业。但他选择了第四条路——去南繁。

此前，曹明带着一篇关于香蕉施肥技术的论文来到这里。没想到实验做了一半，香蕉染上了枯萎病，全军覆没，他只好另起炉灶。后来他才知道，问题出在土壤上。

“这里确实有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但土壤条件并不理想。”曹明解释说，海南热带土壤基础不是很好，肥力不够强，日晒雨淋，台风侵蚀，对繁殖有一定影响。

如何改良土壤？传统的想法是施有机肥，但是费时费力，不是最优方案。经过研究，曹明和他的团队想出了绿肥还田的方法:在夏土空的闲置期种植植物，然后就地转化为肥料，为土壤补充有机质。经过几次实验，他们选择了田菁。

曹明说田菁长得很快。每年5、6月播种，2个月植株可长到2米。海南夏季常受强台风天气干扰，田菁不仅能耐涝，还能利用水分快速生长。此外，田菁是豆科植物，可以通过根瘤菌将空气体中的氮转化为土壤中的氮肥，有效补充肥力。

无人机播种，大机器还田。一亩地种绿肥相当于加1到2吨商品有机肥。经过推广，该技术已在三亚南樊核心区实现全覆盖，并入选2021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来来往往，秋天“种”，冬天“忙”，变化的是科研资料和育成品种的来来往往，不变的是科学家的坚持和奉献。现在南繁有很多像曹明这样的“80后”“90后”。他们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为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青春和汗水。

“给南繁最好的土地。”为了保证国家育种计划，海南省专门成立了南繁管理局，设立科研育种储备，辅以高标准农田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让科研人员“拎包入住”，无后顾之忧。从居无定所，年年找地，到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科研用地，南繁的创业创新环境今非昔比。

2020年6月， *** 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发挥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转移基地。2021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强调，要攻关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扎实推进南范思谷等创新基地建设。

依托崖州湾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加速崛起。城市道路的命名也反映了中国南方几代人的愿望。一条“隆平街”承载着华南人民对袁隆平的怀念和敬意，一条“传薪街”则意味着养殖事业代代相传。并行不悖，通向“振兴之路”，推动种业振兴，是几代南繁人共同的使命和追求。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