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琨

1938年11月20日，长沙西南郊区，伴随着几声枪响，三名高级军官变成了三具尸体。行刑的宪兵用白布和毯子盖住尸体。狱警叹了口气，离开了现场。向北望去，市区一片废墟，余烬未灭，烟尘随着寒风卷起。

同一天，长株潭警备司令部贴出通告:“案件调查表明，湖南省城警备司令胡洵、警备二团团长徐坤辱岗害民。湖南省会公安局长温忠福被责令放弃职务。全部由本会高等军法合审，死刑和剥夺公权终身备案...他们于本月20日上午10时被带到侯家堂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

这是震惊全国的“长沙闻喜大火”的最后一幕。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快刀斩乱麻，用三条人命制止了愤怒的群众。这场灾难成了长沙人的共同记忆，刻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长沙在燃烧。

回到七天前，11月13日凌晨2点。突然之间，长沙出现了火点，火苗似乎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们从街上沿着外墙爬上迎风墙，点燃木梁木柱，把房屋变成燃料。几个小时之内，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长沙周边的道路成了一片火海。

湖南素有“无湘不成军”之称，长沙就是这个“军事大省”的省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沙成为连接华东、华北、西南的重要通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这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日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继续经长沙向后方撤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入侵湖南，占领岳阳。长沙从后方枢纽变成了前线重镇。军委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冯玉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军事巨头都曾留在长沙工作。自11月以来，长沙市 *** 已多次组织疏散 *** 机构、学校和民众，但至11月12日，许多商户仍有留守员工，许多居民仍留在市内。中央军委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员陈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也住在长沙。

深夜起火时，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在街上，站岗的警察已经不见了。而轿车和马车堵在街角，呼啸着，喊着，喊着。收拾行囊匆忙逃离的人们一片混乱，在街道被大火封锁的情况下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寻找每一条出路。市民邹沿途看到“街上的灯柱倒在地上...灯柱像电线一样，到处跌跌撞撞”，“北正街中山亭，大火熊熊，汽车都着火了”。“一些大姑娘、婆婆、老处女都在哭啊哭。哦，天哪，怎么会这样？有很多人在喊”。

周恩来住在长沙市八路军办事处。事后，他向军务部长徐永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放火烧的士兵手里拿着浸过汽油的棉花，先叫门避开，然后点着了火，同时大喊敌人来了，火已经点着了。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听到，还是都喊没有，不得而知。”

湘江东岸的大西门和灵官渡码头人山人海。幸运的人登上了渡船，不幸的人被挤到了河里。摆渡人的木船工纷纷喊出高价。没有带足够钱的人为了过河，不得不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们有的坐在木桶里，有的抓住门板，有的找来一些竹木草草捆扎成排，或者干脆放弃行李去游泳。别无选择只能沿着湘江往南跑的人。

在浏阳长沙火车站，一列满载军委各部委公物，以及军统局人员的列车，正在车头等候。乘客眼看着浓烟从周边飘向燃烧的房屋，随后火车站周围形成一片火海。一直在火车站等待转运的伤兵，以及附近逃难的居民，都想尽办法上了火车。这时，株洲开来的列车车头挂了，慢慢启动，逐渐加速试图冲出火场。军统局官员陈正回忆说，“列车快要到达火场时，十几名战士一起吹响了冲锋号角，机车开足马力冲进火场。”终于脱离了危险。然而，许多坐在车厢上方的人的眉毛和头发被火焰烧伤了。

田歌、火宫殿、贾谊故居、三角园...长沙很多名胜古迹都被放火烧了。昔日繁华的司门口、坡子街、太平街，都成了祝融肆虐的修罗场。著名的九如斋霍楠店被烧毁，店内存放的海鲜、洋酒、罐头等被烧至a 空。瑞丰庄的建筑本来就注重防火，但是在全城火灾的高温下，隐藏的布事后看起来完好无损，一碰就变成了粉末。最痛苦的是裕泰华金，它号称收藏了440枚中国印章，华颂还买了铜块和铁饼。开骨头麻将馆的元帝一家侥幸逃过一劫，但全家的产业只剩下一个大铜墨水盒和一副红木算盘。张香河家，邻居开修表店，有18个人没活下来。

大火中，也有幸运的人保住了财物。潮街吉丰粮库老板高清河没有像其他商人一样只留下几个员工看店，而是留下了20多个亲戚和哥们。火灾发生时，他开始拆除粮库周围的建筑，形成防火隔离路，得以成功自救。邻近一家商号的小老板黄运清看到了废墟，高家的家业“在油子里屹立不动，却未毁于火，我为之惊骇”。还好城北有三和酒店。眼看搬迁无望，经理刘三河干脆拿出所有的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款待驻扎在那里的纵火犯。结果纵火犯喝得烂醉如泥，醒不过来，放火烧起来的时候还在睡觉，以至于街坊都逃了出来。

火灾是什么引起的？

抗战兴盛，面对节节败退的华北、华东战役，国内各界军事领袖都在思考应对日军的办法。这些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完成了军事教育，他们心目中最接近的学习对象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法俄战争史”:俄军拒绝与精锐的法军决战，而是继续向内陆大纵深撤退。拿破仑虽然占领了莫斯科，但由于物资匮乏，面对俄罗斯的寒冬损失惨重，兵败如山倒。

广西部领导李宗仁只上过陆军小学，还提出了“抗日焦土论”，精髓就在其中。“当敌人被诱入我国辽阔无边的原野时，我将强制执行，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人力物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惫不堪，顾此失彼，陷入泥潭。年复一年，都会有暴走的日子。

长沙大火后的惨状。

焦土抗战思想不仅影响了李宗仁、各战区司令长官和各省主席，也影响了蒋介石本人。从南京、上海到青岛、徐州，在众多名城沦陷前后，蒋介石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了加固城墙、清野的想法。武汉失陷前，城内的交通、道路、桥梁、工厂都遭到了系统的破坏。蒋介石说“暴力破坏武汉，不仅使敌人一无所获，而且失去了进攻汉的目的，表明了同归于尽的决心。否则，它不可能让敌人感到痛苦。”

火烧长沙的决定从何而来？蒋介石的日记和保存下来的书信中没有任何痕迹，只是当事人的记忆有所不同。长沙市长Xi·楚林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徐权声称，这是蒋介石于1938年11月7日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部署的。西林明确表示，蒋介石直接向张治中下达了火烧长沙的诏书，张治中在11月10日的省 *** 紧急会议上向在场的军政要员透露了这一消息。

张治中说，11月7日的军事会议，只是回顾了武汉为什么弃守守时，并没有彻底摧毁，也没有涉及烧长沙。直到11月12日上午，他才收到一封电报，说:“如果长沙失陷，全城将被焚毁。请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出错。”长沙卫戍司令日记显示，他直到12日下午才从张治中处得知“奉委员会之命，长沙失陷应焚毁”，开始着手准备。

根据会议部署，胡与省保卫厅厅长徐权商量后，决定由警备二团团长担任焚城总指挥，并组织该团战士三人一组100人，做好扑火准备，并告诉他“紧急拉响警报，接到主席最后命令后方可执行”。他没有下令那天放火。12日下午，张治中审阅了胡等人送来的《焚城计划》，告诉他待汨罗江守军撤退后再采取行动，要求他第二天制定细则，然后送去审阅，接着开始准备晚上在电台发表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演说词。黄昏时分，市长Xi·楚林还组织了300多名来自市 *** 机构、社区组织和公众的人举行火炬 *** ，纪念孙中山诞辰。

纵火计划本应保密，但在当时的熟人社会里并无秘密可言。这个消息还没有在上层传开，在下层就已经众所周知了。12日下午，省 *** 官员许仕林的黄包车夫告诉他，“外面传说今晚要放火”，声称“外面的商人从警察那里得到了消息”。晚上张治中动身去电台时，见警察不在值班，便派人去问省警察局局长文崇福。答案是“只去掉不重要的地方”。等他播完了，派人去找文崇福，他回复说找不到人，连省警察局的大门都用竹板钉了起来。

种种现象并没有得到高层的重视。张治中结束广播后，先去橘子洲使馆区见了英国领事，才回到城里的二里牌公馆休息。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二大厅主任康泽在衡阳参加完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后，连夜乘车赶往长沙。一路上不断有人告诉他:“我不能去！敌人正在逼近长沙。”情报官员康泽对此深感惊讶。日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逼近150公里外的长沙，而不经过岳阳？

到达后，康泽到长沙警备司令部询问情况，发现司令已回家睡觉，参谋处处长徐权给他看了摧毁长沙的计划，并附有张治中“明早七时止”的指示。这两个人讨论了这个计划。康泽认为，放火烧的信号应该在白天用来敲钟，而不应该在晚上用空的警报声来代替。一旦发生夜袭空就会误事。徐权答应第二天修改。康泽看到夜已经很深了，市场上什么也没有，所以他离开了。

在回衡阳的路上，康泽偶尔回头看到长沙发生了火灾，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他相当怀疑:“这是有计划的破坏吗？还是因为意外走火造成的误会？”刚刚睡着的张治中被副官叫醒，起身走到窗前观察。看到城里失火，他到处打电话询问，但线路不通。

一场灾难，至今已经无法挽回。

三个人的命抵得上所有年龄？

11月13日上午，康泽回到衡阳，通过电话得知了长沙市发生火灾的消息。后来回想起来，他还记得当时的困惑:“我当时还无法判断这是有计划的破坏，还是火灾引起的误会。随后几天，没有听到敌人逼近长沙的消息。”蒋介石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长沙的电话一天都不通。据悉是伤兵放的火，秩序非常混乱。不仅仅如此。”

调查后得出结论:日军侵占湖南后，省 *** 已决定迁走，11月15日将在沅陵正式办公。从11月12日凌晨开始，有传言称日军已渡过汨罗江，省警察局局长温忠福带领警察和消防队擅自撤离。那天晚上，这个城市发生了一场普通的火灾。由于没有救护车，执行纵火任务的警察二团官兵认为这是一次信号破坏，并开始到处放火，导致灾难。

据检验院统计，长沙闻喜火灾后有639具遇难者遗体被掩埋，市区31884间房屋仅剩10747间，造成12.4万遇难者和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外界的指责涌入湖南当局，省长张治中首当其冲。而为什么张治中的烧城准备变成了实际行动，也是脑浆。胡林向他汇报，“看这样子，好像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张治中也告诉别人“一定是另一个系统干的”。陈诚听后，忍不住把张治中埋了。“真可惜他说出来了。”

多年后，张治中在撰写回忆录时，将所发生的事情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几个高级军官和我的疏忽，二是中下层干部的恐慌，三是一些训练不足的士兵和义愤填膺的民众的无知和急躁。”总之，人人有责。但只有他能做出这个结论，其他人没有这个运气。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长沙大火。

被列为首犯的长沙警备司令胡虎是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原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1938年10月，火灾前一个月，调任长沙警备司令。作为具体计划烧城的负责人，胡胡并没有意识到灾难的来临。11月12日完成方案初稿后，他回家睡觉。

火灾后，下属劝他撤到湘潭，他拒绝了。而是赶到张治中官邸汇报情况，认为“董事长办公室只有一个人，亲信都没到”。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难逃罪责”，但“我不是刽子手，只是个信使。公私关系方面，而且部队不服从命令，我是无罪的”，但是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

11月14日，胡在日记中写道，“张委员长(张治中)接陈司令(陈诚)电话，专员(蒋介石)来电，不能冤枉，应查明此事之错误”。当天，蒋介石早已打定主意，在日记中把“处理警备司令，调查长沙纵火案”列为待办事项。张治中、陈诚看似对悍妇撒了谎，但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蒋介石曾说，“这是长官的责任，警卫司令不负责任。”可见蒋介石的思路一天之内就变了。

纪念“闻喜大火”的景世忠雕塑。

陈诚档案馆保存的信件揭示了蒋介石改变主意的原因:“第一，要担心不被敌人揭发我国 *** 的软弱；二是不能让湖南人反感，增加 *** 的困难；第三，柏文的政治生命不应从此毁于一旦，应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细想之下，只需重复曹操“借死恨众，否则事不可解”的政治手腕。

定庙时，命运之轮轰隆隆地碾过张治中门外的“其他几个 *** 的高级人员”。11月15日，何鸿、徐坤和温崇福被拘留。徐坤是预定的焚城总指挥，放火的主力是他的官兵。对他来说，负责将计划转化为行动是很自然的。崇福撤警逃往株洲，不顾城内秩序市民安危，也是犯罪。

然而，他很难理解自己的处境。他“无军衔，只负名义上的责任，更奉命困于武汉，故危矣”。在焚城这件事上，他更是“上面指挥一切，下面执行，剩下的只是中间，等于一台留声机”。他凭什么要承担责任？

更何况之前奉命拟定一起焚城方案，事后再一起追查责任的省公安厅中将徐权，也没有被拘留。放火烧警二团名义上归长沙警备司令部指挥，实际上由省公安厅组织筹建，考核官员，支援费率。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徐权。而张治中的保定军校同学徐权，自然受到保护，成了替罪羊。

11月18日，蒋介石下令组成军事联合审判长沙闻喜大火。晚上6点，对品旭等3名在押人员的审理开始，10点结束。第二天，审判长钱大钧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负责拟定计划的警备司令部参谋室主任徐权身上。但徐莉“应对一切负全责，交付徐权”，徐坤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责任也是如此。文崇福与纵火无关，但“撤了职是他的罪”。因许权已脱逃，建议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徐坤十二年有期徒刑，温崇福五年有期徒刑。

蒋介石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直接下达了批示:“胡胡负省警全责， *** ，伤害人民，应立即枪毙。徐坤 *** ，伤害了人民，所以他应该被枪毙。文仲甫没有接到正式命令，但可以不请假就枪毙。”当时的军事司法制度源于1930年颁布的陆军-海军空军事审判法。除少数情况外，军事司法审判是一审终审，不允许上诉。判决一出，徐等三人的命运就已经定了。

与之相匹配的是，张治中被免职并留任，长沙市市长Xi·褚琳被免职并留任，保卫处主任徐权被免职并接受调查，他们都不一样，但都不该死。老胡、徐坤、温崇福死于军法，一直有人叫苦，矛头直指张治中本人。“治理好湖南，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怎能忍，三头委屈千古”的对联困惑了张治中很久。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还为郭沫若在回忆录《洪》中提及火灾的责任写了许多信，为责任辩护，并将所有的信件都保存在回忆录中。

蒋介石急于解决外界对长沙闻喜大火的批评，安定湖南的政治军事局势。意图非常明显。负责军事司法联合审判的审判长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负责长沙的治安。后来负责执行行刑的长株潭警备司令俞济时为前警卫，等于把整套事务交给自己的亲信快速解决。

如果不是这样，胡胡等三人可以活下来。明显的证据就是“罪魁祸首”徐权的命运。案发后逃跑，被军事系统抓获，押往重庆。虽然他也被判处死刑，但在军法署署长何的保护下，他被改为无期徒刑。5军总司令杜在服刑期间，为照顾老同学老参谋，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带着徐权到昆，并被任命为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升任交通学校教育长。蒋介石说得准，过去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

长沙也在战后逐渐恢复，但这座城市的灾难远未结束。

1939年9月、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中日两军围绕长沙三次交战。日军数次逼近长沙郊区，成为城墙外的战场。但依靠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和城内外各部门的浴血奋战，守军一次次击退日军。1944年6月19日，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首先拿下岳麓山，然后包围长沙城，最后攻占该城。温州大火后重建的市区再次沦为废墟，直到1945年9月6日才宣布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