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指导(陶指导怎么了)

(图为陶德麟(右)和袁银川在一次活动后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长江日报-长江网讯(记者华志超)5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武汉大学第一任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逝世。

陶先生去世前特意叮嘱家人不要举行追悼会，于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官网设立网上纪念馆悼念。吊唁信从四面八方涌来，社区以各种方式悼念和怀念陶德麟先生。陶德麟先生的学生写长文悼念他们的老师。

“陶德麟先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深邃的学术胸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丰碑将永远铭刻着陶德麟先生的名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川在《我的老师陶德麟先生》一文中写道。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陶德麟先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深刻的哲学思想，还有他的学术精神和现实关怀。

《读书+周刊》采访了袁银川教授，回顾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此来纪念他，鼓励他以后的研究。

最后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观点，提到“中国化”30多次。

陶德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观点是在今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二期。这是今年1月20日，武汉大学倪教授在该院对先生的一次学术访谈，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访谈录》。

尽管陶德麟先生晚年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多次住院，但在病重的日子里，他仍坚持不懈地思考和写作。在这次采访中，他多次提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提到“中国”100多次，“中国化”30多次。

袁银川教授说，“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是陶德麟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和研究旨趣，也是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事实上，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晚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陶老师提出马克思主义要讲中国化，很有现实针对性。”袁银川教授说，“文化自信，尤其是学术自信，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还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和话语优势。现在有些学者总喜欢和西方人谈事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作为标准。只有西方的学术话语是百依百顺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学术自信和民族文化自信。”

陶德麟先生明确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当代中国人民‘说中国话’，应该‘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有三层含义:一是中国人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和需要提出问题，不要“跟着别人热什么”；第二，中国人要按照自己的“坐标”来研究问题，而不是跟着外国人走，不加分析就以此为标准；第三，要用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陈述问题，而不是“洋腔洋调”，让国人不知所云。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一个没有自己哲学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一个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在立足中国的前提下放眼世界至关重要。你要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坐标，自己的主心骨。”为了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陶德麟先生来了。

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陶德麟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实践标准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袁银川教授说，谈论陶德麟先生的学术贡献，离不开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参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

一个多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哲学研讨会”。陶德麟先生应邀出席，并当选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领头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作者胡复明先生。

当时大多数人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社会上和学术界有很多人怀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理论就不能检验真理吗？逻辑证明不能检验真理？1978年7月23日下午，经过6天的激烈讨论，研讨会闭幕了。陶德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逐一分析了对真理标准的几种常见的误解，最后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不久，这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第10期上。

研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陶德麟先生拿出了三份 *** 的私人信件。在给李达的这些信中， *** 多次指出自己文中的不足之处，要求李达删除。这无疑是反对“两个凡是”迷信的铁证。1978年12月25日，三封信发表在《哲学研究》第12期，并被广泛转载。

会后，陶德麟写得更频繁了，比如《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如何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说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如果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深入的理论论证，就先推陶老师在《哲学研究》发表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袁银川教授说。

在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常识，但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就出现了巨大的争议。袁银川教授还记得陶德麟先生的一句话:当很多人忘记了常识的时候，恢复常识的意义永远不会在于提出新的理论。

[面试]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应该研究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

24岁时，他对外国权威提出质疑，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修订。

读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忠诚、求实、创新”，是陶老师在担任武大校长时制定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是怎么练出来的？

袁银川:1992年，我去师从陶老师读博，当时正好是武汉大学的校长。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陶先生作为校长，亲自组织起草了这条校训，向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征求意见。

“自强、忠诚、求实、创新”不仅是陶老师说的，也是他做的。他经常告诉我们要坚持“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并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和人生追求。早在1955年，当时年仅24岁的陶老师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几点看法》的论文，提交哲学研究。次年2月，文章发表，引起轩然 *** 。

在这篇论文中，陶老师指出罗森塔尔和尤金合著的《苏联简明哲学词典》对“矛盾同一性”的解释是错误的。两位作者都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当时学习“老大哥”的年代，这个动作自然挑战了权威。事实证明，陶老师的认识和批评是正确的。1957年1月7日，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了陶的观点。后来字典的作者接受了批评，在第二版中修改了“身份”一项。

一个24岁的年轻人敢于“挑战”国外权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陶老师为了寻求真理，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特别反对神神秘秘，用没人听得懂的话说出没人知道的真相。

阅读+:有些学者谈哲学，语言和语气往往让读者觉得有隔阂，进不去。然而，即使陶德麟先生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他也能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达。他对文笔有什么要求？

袁银川:陶老师一直提倡用通俗的语言陈述问题。他特别反对一些学者故弄玄虚，用没人能看懂的话讲真话。

有一次，陶老师说现在有些研究生写文章是为了显示水平，所以故弄玄虚，导师看不懂，学术期刊的编辑也看不懂。其实他自己也不懂他们。他说，一个思想的真实层次是简单的，复杂的理论问题可以用通俗的话来表达，比如 *** 的《实践论》、《矛盾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

陶老师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今天没吃早饭，中午饿晕了。”这么简单的事实陈述，有些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是不会表达的。他怎么表达呢？他说，“作为以肉体存在为基础的肉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我处于与周围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物质交换、能量交换、信息交换)的整个过程中的特定阶段(从今天起床开始，到今天午餐结束)。它违背了生物机体为了维持代谢过程的相对稳定，必须有规律地从外界摄取某些物质，并在体内进行同化和异化的辩证运动的科学原理，从而造成机体自身能量的消耗与外界能量的补充之间的差额以一定的速度增加，机体的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的现象。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效果:在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中，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与在此之前的历史进程中相应阶段已经反复产生的感受有着质的不同。这种感觉的客观形式表明，与在此之前一直处于相应阶段的功能相比，我的思维器官的功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乍一看，本体论、有机体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都出来了。它们看似“思辨”和“哲学”，其实毫无意义，难以理解。

当然，大众化不是庸俗化。陶先生的很多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是深刻的。

在吃不饱的情况下研究减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阅读+:陶老师长期践行“问题”哲学。他的长期关注点是什么？

袁银川:对，就像陶先生自己说的“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他实践的是“问题”研究，他研究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现在有些学者喜欢“考古学”，认为研究古代问题有学术价值，研究现实问题学术价值不大。但陶先生认为，古代的问题需要研究，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更需要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其自身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应该是当代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要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当代重大现实问题，而不是说研究的问题历史越久远就越学术。

陶老师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很多人吃不饱，肥胖患者很少的情况下，专注于“如何减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在，很多人营养过剩，肥胖患者越来越多。这时候研究减肥就合适了。

关于论文选题，陶老师从不强迫学生。我在陶老师手下读博期间，他特别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但这并不意味着陶老师放任学生随波逐流。事实上，他对学生要求很高。陶在指导博士生时，注重两个方面:一是要认真阅读原著；第二，要研究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有理论或现实意义。为了督促学生，他通常每两周组织一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指导组老师的学术沙龙，讨论当代哲学和博士论文的前沿学术问题。这样就“逼”学生学习和研究学术前沿问题。毕竟当着这么多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面说话是不可能糊弄他们的。这对我帮助很大。我继承了通过学术沙龙指导研究生的传统，现在我也培养和指导自己的研究生这样做。

Read+:请用一句话概括你的陶老师。

袁银川:我眼中的陶老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他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深邃的学术眼光，深邃的学术胸怀。

他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提反思”，打破对教条主义的迷信，把批判教条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前提。第二阶段是“实践本位”，即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如真理标准、道德评价、人道主义、社会稳定、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文化传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哲学反思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第三阶段是理论建设，最终目标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金玲]